本月自然还是灌水。本来想用尼采的“主人道德与奴隶道德”来水一水的,但我对尼采的思想缺乏系统性的认识,甚至不足以形成偏见,而且没有及时读完《论道德的谱系》,所以只好作罢。这次就用外卖来水一水吧。

之前虽然在 Telegram 频道多次提到了外卖,但我仍然坚持奉行尽量少叫外卖的原则。这并非是因为我父母时常叮嘱我的食品安全的原因,而是主要出于以下三个原因:环保、保护本地社区和剥削问题。可以一个一个地数说。

先来说最简单的环保。虽然很多外卖商家,已经开始采用纸盒、纸袋,但大多数的商家仍然使用塑料盒、塑料袋。所以多叫外卖,直接地会增加环境的压力,这是简单的正相关关系。

然后说保护本地社区,这其实是我认为的最重要的的一个原因。肉眼可见地,随着外卖的兴起,小区周边的小店越来越少了、愈发凋敝了。这固然有社会大环境的问题和他们自己的原因,比如说:很多城市在经历了近代百年战乱和变异的社会主义建设之后,早已没有了在地的商业环境,原本的“张三饭馆”“王家旅店”“老赵杂货铺”全都在变动不羁的历史洪流中湮没了;而在改革开放之后,在原本的职工宿舍、机关大院周围重新开起的都是外地人来开的“看起来很可疑”的店,他们本就缺乏根基,当然也更容易被新来的洪流冲垮。但在今日的中国,外卖正是那个扼杀本地社区商业环境的最大推手。

本地商业环境的衰败会带来就业等诸多的问题,最重要的是会降低社区连接感。我记得小时候看过一篇文章(可能是从我爸曾经订阅过的一个叫《英语世界》的期刊中看到的),大致的内容是说美国的民主政治之所以衰退,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购物中心(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“商圈”)正在摧毁美国的基层社区。这一变化我其实在Netflix出品的、以八十年代为时代背景的《怪奇物语(Stranger Things)》中看到了实例。远的不说,当外卖把本地的商店都挤垮之后,用户就会发现自己的生活其实并没有变得便利。我想中国的互联网外卖平台的亏本扩张的做法也并不会持久的。上述几个方面的讨论不需要我来多说——实际上我也说不出什么——网上便可找到很多讨论。

再有就是剥削。像外卖送餐员、网约车司机这样的新型劳资关系,带来了新型的剥削,正如之前大火的《外卖骑手,困在系统里》这篇文章所描写的。这个问题其实许子东老师在他的《20世纪中国小说》中有过类似的讨论,他说对于人力车夫,二十世纪的中文作家们有相同的关切、不同的处理。他分析,人力车夫是离知识分子最近的劳苦大众,工人在厂里、农民在乡下,而且车夫拉车、乘客坐车,这实在是一个过于明显的“当牛做马”的象征,所以很多作家都注意到了人力车夫。

鲁迅有一篇作品《一件小事》,说主人公“我”在一个大风天坐车出门,车夫不小心蹭到了(或没蹭到)一个老太太,“我”觉得这老太太明显是碰瓷,让车夫不要多事,但车夫坚持扶着老太太到巡警房,走法律程序处理此事,于是“我”便反省忏悔。这实际上体现着鲁迅的底层劳动者的偏爱:他并不是一视同仁的讽刺所有社会成员的。郁达夫有一篇作品《薄奠》,也是写知识分子主人公“我”同情一个车夫,这车夫也像祥子一样想要一辆自己的车,但自己能力有限也帮不了他,最后车夫还很不幸掉进河里淹死了,于是“我”烧了一个纸扎的人力车,算是“微薄的祭奠”。这是郁达夫早期一贯的描写男性知识分子面对时势无能为力的痛苦。老舍的《骆驼祥子》自不必多说了,祥子的人生其实是老舍自己人生、也是那个时代中国社会命运的一个隐喻:即个人主义等保守的进步思想(这里并没有语病)一一破产进而只能转向激进革命。给出了确切答案的其实是胡适,胡适有一首白话诗《人力车夫》,写乘客同情车夫,但一想我要不坐你的车,你没有生意,岂不是更惨了,于是“拉到内务部西”。这是胡适之的实用主义。

今天面对外卖送餐员其实也有这样的矛盾:叫外卖是支持剥削体制;但要是大家都不叫外卖,送餐员不就失业了吗?


7月26日,中国政府出台了规定,要求外卖平台改善送餐员的待遇。这部规定的要求如果能够落实的话,或许能够提高外卖送餐员的权益,或许不会,但难免要提高外卖的价格,最终的代价还是要消费者来承担,进而也许会冲击外卖市场。

不知道会不会有外卖骑手看到我这些文字,如果你们真的觉得自己的权利从这部规定中得到了保障,我想重复一段据说是切·格瓦拉说的话:“我们走后,他们会给你们修学校和医院,会提高你们的工资,这不是因为他们良心发现,也不是因为他们变成了好人,而是因为我们来过。”姑且不论中共是否又在夹带私货,之所以会有这么一部规定出台——不要忘记那已然消失了的“外卖盟主”,是那些在中共的首都代表你们进行抗争的人,给你们争取来了权利,而不是中共的恩赐。